创新是推动猪业前进的力量，当2018年养猪产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养猪人开始谋求新的发展思维时，创新赋予这个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是什么？面对产业的不确定，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是2019伊始，养猪人需要找寻的答案。
2018年，中美贸易战给原料市场带来新的挑战、黑天鹅事件非洲猪瘟给猪场带来内部生物调整……那么，养猪产业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在哪？当智能化和非洲猪瘟同时进入养猪业，如何正确看待这两个事件的发生与关联？从目前来看，非洲猪瘟事件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影响甚大，通过辩证法可以发现，非洲猪瘟对整个中国养猪产业的疾病计划带来了积极性的作用，那么未来非洲猪瘟会呈现怎样的演化状态，在后非洲猪瘟时代对猪场新型管理人才又有哪些新的要求？爱猪网最新一期《农牧新思维》特别邀请了资深猪病临床诊断专家、华南农业大学于博教授，通过他多年的从业经验，用辩证思维从更高维度，与战伟主编共同为养猪产业探讨未来发展趋势。
谈瘟色变背后，产业不确定性几何
当下，养猪产业“谈瘟色变”，如何从实践中有效预防并解决猪病，是猪业的痛点。非洲猪瘟作为养猪巨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环节，隶属于系统中的内生元素，其疫情演变从更高的层面来看，与产业的发展路径相似，于博教授指出，根据产业发展具体可分为“趋利”和“避害”阶段，如今正处于“避害”的阶段。实际上，为了躲避非洲猪瘟，产业已在悄然升级中。比如国家层面的禁运、各种企业层面的内部管理优化、生物防控等新措施的呈现，都是养猪业在往更高的水平发展。
其中，生物防控作为应对非洲猪瘟的关键手段，它将如何驱动着接下来非洲猪瘟的演化状态？依据已有的证据可以猜想：这个高死亡率的猪病传播性极强，且传播渠道隐蔽，比如饲料渠道、运输渠道等。但是，更为容易被大面积传播的渠道，是否还不能忽略“水源”，于博教授就此提出了思考的方向。此外，还有蜱的存在——尽管在中国病例中仍未被确认其传染性，但它在猪病中究竟担任什么角色，都是值得深入考究的课题。再者，从猪场反推至肉品，肉品的污染程度如何，在冻土带（地下）能存活多久？都是目前无法确定的猪病存在因素。传播渠道的不确定、时间空间上流行的不确定……对于养猪人，乃至养猪科技工作者而言，都是巨大的威胁。
随着物流运输的快速发展，生猪肉品的跨地域发展越来越普遍。目前来看，中国仍以本地化供应为主，从政府提倡的自繁自养到配套屠宰，延伸到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受非洲猪瘟影响是否有所改变？同时，根据战伟主编提出的，未来养猪产业的分区域管理，打造地市范围的无疫区的演变方向，于博教授在节目中一一作出解析。
2018年被称为智能化养猪的元年，当智能化养猪作为外生元素扎进养猪业，碰上非洲猪瘟这一内生元素，二者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无疑对猪业产生极大影响。“智能化是工业化的高级阶段，智能化反哺农业”，这是科技进步的必然事件。然而，科技改变养猪业，尽管一直在进行，其进程受阻于猪业的复杂程度，始终进展缓慢。于博教授从二者碰撞的背面切入，明确指出，农业的智能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这种趋势的推进需要一个诱发点，这个诱发点便可能来自于非洲猪瘟。对此，他作出进一步解释，“对人的依赖是非洲猪瘟流行的原因之一，诸如这些因素形成合力，对猪业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
后非洲猪瘟时代，“人”应想得更远更深
目前看来，非洲猪瘟对于养猪产业链上各个层面影响巨大，通过辩证思考，可以发现它为中国猪场的疾病计划带来了更多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非洲猪瘟进入后发展时代，其推动力也倒逼着猪场新型管理人才必须符合更高要求。
非洲猪瘟爆发以来，从中型、大型到超大型规模猪场的场长、中高层管理人员似乎更应进入居安思危的状态。“首先，管理人员的技术门槛需要提高”，于博教授认为，猪瘟的穿越时间、死亡率及缺乏预防疫苗等特点催促着防控技术的提升。简言之，养猪人在“避害”的时候，甚至会得到较以往平稳发展更多的收获。不仅如此，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应该着手于研究其他疫病的防控，比如蓝耳病、伪狂犬病等净化工作。“过去很多想不到的事情，进入后非洲猪瘟时代却能落地。”
以兽医从业者为例，过去他们只需考虑“如何把阳性发病群做成阳性稳定群”，如今，更应该从纵深层次考虑的是，“怎么把阳性的稳定群变成阴性群，以及怎么保住阴性群”。实际上，在非洲猪瘟的病情研究上，于博教授表明他们所做的就是“保护阴性群”。因此，兽医看病治病的方法，尤其是脱胎于大兽医的办法和思路，可能在今后养猪生产中越来越受到限制，基于种种，未来猪业很可能掀起技术学习高潮，特别通过媒体窗口带来的直接学习机会，也将是拓展人才思维和知识结构的重要之一。
生物技术+养猪生产，实现1+1＞2
养猪业，是基本的农业生产产物之一，战伟主编解释猪业区别于工业最明显的一点在于，“人”在养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比如万头规模猪场便拥有了万条生产线——尽管使用统一的群体化管理、组织结构和基础设施，但每个母猪、种猪个体的不同，产线还是不完全一样。这也决定了养猪人的思维方式区别于其他行业从业者。
于博教授指出，猪业关联着最基本的农业生产与最高端的生物学技术，判断养猪人能否干好养猪事业，首先看他能否将二者完美结合，诸如很多中小规模猪场的痛点，也是受困于这一难题。如今，很多发展良好的企业，无论从产学研层面，或是人才培育维度，都是明确贯彻了“把生物技术与养猪生产具体结合”的目标，通过创新的技术体系揉进饲料、育种、养殖环境、疫苗、兽药、疾病等环节，落进而以产品形式进入到生产体系，结合生产体系中人的能力，转化成在养猪产业链上的价值，生产自然水到渠成。“如果仅将养猪生产视为农业生产，这条路未来是走不通的。”
在过去的传统中，人们通常以购买到优质的饲料或疫苗，甚至兽药作为养殖成功的依据。不可否认，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周期内，它可实现预期的生产成效。但是，就此认为这是可复制化的成功养猪路径，在疫情突发时，养猪人就容易不堪一击。对于更大规模、更加社会化的养猪场来说，要想获得更高的效益，单纯通过某个产品介入生产显然是不足够的。
于博教授补充，“这个时候，必须借助人的力量，把社会资源、生物学产品进行有序整合。由此说明，人的作用至关重要。”比如养猪管理者，他应该关注的更多是宏观性的思维方式构建，同时，在关注生物体系研究的时候不能与应用环节断层，否则，便难以产生“1+1＞2”的效果。落实在企业上，如何解决企业“经营难”的问题，节目中道出了其根本因素所在。
未来农业生产规模，远不止于当下
养猪业发展数十年来，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小规模猪场经营所耗费的时间并不比万头以上大规模猪场时间短；从整体效益来看，中小规模猪场整体效益与大规模猪场效益相近。由此看来，到底哪一种群体的养猪生命力最强？农业生产跟随规模递进，未来能达到多大规模？于博教授认为，“这是难以预料的”。
对此，战伟主编在节目中提及“递弱代偿”理论，阐述了对规模演变的理解：越高级形态的组织创新越是不稳定的，越低级的组织创新存在时间却越久，即企业发展速度越快，存在时间越短，企业往前迈进一步，必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补偿这一步产生的风险。而在猪业中，万头以上规模猪场与数百头的中小规模猪场、散户、家庭农场的存在，“其组织社会资源的效率决定了它存在的合理性。”
在业外人士的认知中，猪场规模越大，生产的边际成本应该越低；实则并不如此。大规模猪场和中小规模猪场实际上处于平行发展的双轨道上，基于相近的生产效率条件下，二者难以相互取代。随着养猪业市场化发展，利益驱动资本进入，也衍生了猪业疾病的复杂发展。尤其非洲猪瘟爆发后，复杂性加剧。但是，市场反而可能更趋向理性，在遇见产业天花板的今天，技术瓶颈已逐渐消失，产业在成熟的路上，必然朝着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线发展。
未来农业生产规模的发展没有尽头。以哲学辩证思维总结非洲猪瘟的引发的思考：非洲猪瘟让养猪产业技术升级，让人才升级，让产业信息升级。更多对话的精辟观点，请观看《农牧新思维——战伟对话于博：后非洲猪瘟时代养猪产业有哪些小趋势？》
《农牧新思维 | 战伟对话于博：后非洲猪瘟时代养猪产业有哪些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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