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肉类等畜产品消费占食物的比重逐年提升，居民饮食结构也从过去的温饱型向营养健康型转变。受非洲猪瘟疫情、环保拆迁等因素叠加猪价下行周期影响，生猪产能大幅调减后猪肉以及消费替代的牛肉、禽肉等产品的进口量均出现大幅增长。随着生猪产能恢复和猪肉价格回落，如何利用好国际市场猪肉资源对调控国内市场、保障产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产能变动和价格竞争力影响我国猪肉进口贸易
2008年开始我国成为猪肉净进口国。2000-2007年猪肉贸易保持净出口，2008年开始连续12年进口量超过出口量，进口量从37.33万吨增加至2020年的439万吨，重大动物疫病、环保规制等因素叠加猪价下行周期导致2007年以来生猪产能发生4次明显下降，同时由于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导致国内猪肉价格竞争力下降，带动猪肉进口持续增加，并且每轮猪周期猪肉进口量均创新高。
我国猪肉进口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国内外成本竞争力差异导致猪肉进口呈现刚性，冻品和鲜肉价格差异在5元/公斤以上时进口量显著增加，特别是受重大动物疫病冲击导致国内供给下降猪肉价格快速上涨时，猪肉进口往往创新高；二是骨头类猪肉和猪杂碎进口呈现刚性，而号肉类和分体受国内市场价格影响较大，例如小排、前腿骨、后腿骨、胫骨等进口具有刚性；三是非洲猪瘟后进口冻肉与国内鲜肉市场由平行向交叉影响发展。
2019年之前我国猪肉进口量约占国内猪肉产量的4%以内，2020年达到10.7%。尽管猪肉进口来源市场在“十三五”期间不断扩大，但欧美依然是最主要的进口来源。欧盟和北美合计占我国猪肉进口的比重接近90%。2008-2020年，我国累计从欧盟进口猪肉850万吨，占总进口的60.4%，主要来自西班牙、德国和丹麦，累计分别占总进口量的18%、15.2%、9.8%；北美是第二大进口来源，我国分别累计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猪肉241.6万吨、150万吨，分别占17.2%、10.7%。
随着“十三五”中后期南美猪肉对华出口的增加，进口市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截止2021年10月，允许对华出口猪肉的国家和地区共19个，近两年新增哈萨克斯坦和哥斯达黎加。2015年以前南美进口猪肉占比不足5%，2016年开始持续增加，2020年达到68万吨，占15.5%，其中自巴西进口48万吨，占总进口量11%。此外，我国还每年还进口大量猪杂，猪杂碎进口量震荡增加，猪价处于低谷时，杂碎进口量会下滑，“十三五”前，一般猪杂进口量高于猪肉进口量，“十三五”期间，猪肉进口量明显高于猪杂。
适度进口可补充国内市场，过量进口则冲击生猪产业
适度进口有助于补充国内猪肉产品消费结构、稳定猪肉市场。猪价过快上涨时，适度进口猪肉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国内供给，另外一方面，通过进口转储投放，有利于保障猪肉市场稳定。同时，由于猪肉产品消费结构存在差异，骨头类、杂碎类猪肉产品发达国家消费量小，而我国居民猪肉产品消费结构多元化，互补型的猪肉产品贸易丰富了猪肉消费结构。
猪肉过量进口冲击国内猪肉市场和生猪养殖产业。“十三五”开始猪肉进口量逐渐增加，常态下月进口量保持着10-20万吨，一般情况下三季度和四季度是冻猪肉集中出库高峰期，也正值国内出栏量高峰期，在国内供给充裕时，过量进口会加剧市场过剩的局面，导致猪价季节性反弹幅度较小、猪价持续低迷。进口猪肉美国、欧盟等主要进口来源国的生产成本低、猪肉价格优势明显，过量进口会给国内生猪养殖业带来压力。从长远角度来看，只要保持一定的价差，无论国内猪肉供需何种形势，企业的逐利经营都会推高进口，拉低国内猪肉价格，给国内生猪养殖企业和农户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猪肉进口过量将间接影响行业上下游。就上游产品来看，进口增加导致国内猪肉生产需求下降，生猪存栏减少，影响上游种猪生产、饲料生产、兽药等行业，玉米等饲料原料需求因而下降，玉米及饲料库存增加，价格将持续下滑，影响玉米等饲料原料的生产、加工和贸易。就下游产品来看，国外猪肉价格低，火腿等下游产品以及餐饮、批发零售业将会为更高的利润空间而采用进口猪肉，势必影响国内猪肉的市场占有率。
合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保障产业稳定
要合理进口猪肉，保障产业稳定，首先需要建立利用国内国外两种猪肉资源的有效机制。猪肉进口是调控我国猪肉市场供需的有效手段，要正确看待、合理调控猪肉进口。因此要持续完善中国生猪市场预警体系，为生产者提供更多获得市场信息资源的渠道，及时向社会发布猪肉进口预警信息，及时调整猪肉进口关税，合理引导市场进口猪肉，既能够平抑猪价，又要防止过度进口冲击国内市场。
其次，要加大产业支持力度提高竞争力。政府引导、鼓励、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强化研发适用于中国气候环境和养殖条件、满足市场需求的高效生猪品种，提高有效仔猪供应能力、PSY、饲料转化率。研发、推广适用于于中国养殖条件和生猪品种的现代化、自动化、实用经济养殖设施设备，支持中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
此外，还要完善逆周期调控机制。要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市场，既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也需要政府适度干预，猪价下行周期更需要生猪基础产能的适度干预政策。政府通过采取逆周期干预能够降低生猪周期性波动，干预的切入点和机制直接影响稳定的效果。以往周期支持政策多于猪价上涨时出台，虽然助推了产能恢复，但同时也导致非理性的补栏扩产，给下一轮周期的产能过剩带来风险，在猪价下行周期及时干预防止产能过渡下降，有利于防止新一轮周期猪价的过度波动。
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 朱增勇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林挺
（文章来源：中国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