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创新联盟理事长沈建忠指出，在中国大规模地去推广无抗养殖是一个伪命题，“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去做”。
在2020年9月7-8日于成都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大会上，沈建忠系统阐述了畜禽健康养殖与食品安全的关系。他认为，抗菌药物在动物养殖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尚不可替代。治疗动物的疾病，尤其是细菌感染性疾病，全世界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仍然是使用抗菌药物即抗生素。
“我们提倡健康养殖，或者说绿色养殖、生态养殖，其目的就是要保障动物的健康，只有健康的动物才能生产出健康的食品。”沈建忠表示。
而对于食品动物而言，健康养殖的含义主要包括安全的动物口粮（饲料）、良好的饲养条件、适宜的饲养环境，以及科学的疾病防控如疫苗接种、药物防治等。
“当下有一个误区，以为健康/生态/绿色养殖就是野外放养、山坡放养或者田园散养，这是不相等的。”沈建忠指出，除了中国人多地少，难以满足放养/散养的需要，本身自然环境中也存在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包括不限于食品动物使用的各种抗生素的耐药基因也会通过食物链、通过环境进行转移。
9月7-8日，第四届中国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大会在成都举行
他因此还认为，目前一些机构开展的所谓“无抗”产品认证其实是不太科学的。“自然界的抗生素有几百种，不光有人为添加的，也有自然发生的，不能因为减掉了其中的几种就认为是无抗产品了。”
“真正减抗的核心不是不用抗生素，而是一定要把饲养条件做好，把管理水平、诊疗水平提高，再加上合理用药。”沈建忠强调。
沈建忠指出，抗生素不合理、不科学的使用确实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耐药性，一是药物残留，尤其前者近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介绍，全球生产的抗菌药物大约50%用在了食品动物上，这部分用途又主要分为促生长和治疗两大类，其中促生长的使用量占主导地位，是未来特别需要加以控制的。
从2020年7月起，中国正式进入饲料禁抗时代，要求饲料企业停止生产含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中药类除外）的商品饲料。沈建忠认为，中国的这一举措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为其它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仍有很多的抗菌促生长剂（药物添加剂）被获准使用，只是会实行类似于处方药的管理方式。
他称，肉、蛋、奶及水产品中要允许存在一部分残留或微生物，但是必须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保障对人体健康没有危害。“不是说食品安全就什么残留都没有，什么都是零，那样难做到，也没有必要，这个代价太高。”
具体而言，对于有残留限量的物质，检出不等于不安全，只有超标的时候才是，“这个概念一定要有”。而对于明令禁用的物质，要遵循不得检出的原则。沈建忠透露，我国发布的禁用药物品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多的，这与十多年前的经验不足有关，当时是把主要国家的禁用品种都列上了，以致现在的工作有时会很被动。
他特别指出，对于未列入禁用清单，尚无批准其为兽药或饲料添加剂，或未批准用于该动物但已批准用于其它动物的物质，各个国家规定不一，在我国基本视为残留不得检出，但其实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即相当一部分有限量规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侧重关注兽药残留、农药残留等危害，发达国家最为关注的化学性危害因子则是霉菌毒素。
面对超级耐药菌/耐药基因近年来不断出现并广泛传播的严峻形势，我国养殖领域的整体减抗在几年前即被提上了日程。2014年以来，我国每吨动物产品使用兽用抗菌药的量已呈逐年下降趋势。
沈建忠表示，为更好推动减抗进程，未来还需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快新型专用抗菌药物的开发，提高现有抗菌药物的使用效率，以及加速抗菌药物替代产品的研发。
他指出，延长现有抗菌药物的使用寿命可谓迫在眉睫，这需要加强精准诊断、合理用药，降低“选择性压力”；发展宿主导向的抗菌疗法；以及开发新型抗菌增效剂，实现联合用药。
在抗生素替代品的研发上，他认为植物提取物“很有前途”，其它如益生菌、噬菌体、中药等亦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保障“减抗替抗”政策实施的主力产品。
沈建忠也提示，这里面要注意产品的参差不齐，有的功能性质还难以科学界定，有的则存在安全隐患，如微生态制剂的毒性问题还需作进一步的评价。“我们要去做新品开发，但是不能把这些功能无限地放大。”他认为。
（文章来源： 牧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