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猪安天下”。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保护生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当前生猪产能恢复势头良好，但猪肉价格发生了比较显著的波动，给生猪产业和市场消费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打破“猪周期”，保障生猪产业平稳发展，一直是业界关注的核心问题。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的“农经观察”第二十二期，围绕生猪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研判、推动产业平稳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和研讨。
生猪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研判
生猪产能恢复进度超预期，提前半年完成任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上半年，生猪存栏达到43911万头，相当于2017年末的99.4％，能繁母猪存栏达到4564万头，相当于2017年末的102.1％，提前半年完成产能恢复的任务。这一轮产能下滑降幅深，恢复难度大，但是产能恢复快。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将经验总结为三条：一是“肩上有责”，首先确定省级政府负总责，任务层层分解到市、县、乡；二是“手中有招”，中央共出台了19条政策，从环评、土地、禁养区划定等方面提供保障；三是“心里有数”，畜牧兽医局监测信息处从2008年开始，采集覆盖全国18.1万家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月度数据，及时准确监测产业形势。
“猪不多但肉多”，猪价下跌程度超预期。农业农村部500个集贸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显示，今年6月第4周，全国活猪和猪肉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公斤13.76元和24.60元，连续16周和22周下跌，较今年1月第3周分别下跌61.8％和54.6％。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认为，这一波猪价快速下跌的原因，一是产能恢复确保市场供应；二是受今年春节前后疫情影响，行业集中压栏使得生猪出栏活重明显偏高，猪肉总产量相当于2017年同期水平95％以上；三是猪肉消费恢复不及预期，3-6月份是猪肉消费淡季，今年5、6月份总体消费量与2017年同期相比约为80％多；四是猪价下跌、养殖成本增加挤占盈利空间，进入6月生猪养殖已陷入全面亏损。随着生猪出栏活重下降，这种短期市场扭曲将会被修复，预计三季度猪肉季节性消费增加叠加春节前后疫情对仔猪成活率的影响，有望拉动猪价反弹，但目前市场上积压的进口冻肉投放市场，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猪价上涨。
猪肉进口市场逐渐多元化，进口爆仓待关注。2019年之前我国猪肉进口量不到国内猪肉产量的4％，2020年受我国生猪产能下降的影响，猪肉进口量达到国内猪肉产量的10.7％。2021年猪肉进口进一步增加，且进口冻肉积压严重，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1年1-5月进口猪肉196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13.6％，王祖力预计，目前进口冻肉积压达到200万吨，占到全国猪肉月消费量的50％。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猪肉过量进口不仅会冲击国内生猪养殖产业，给国内生猪养殖企业和农户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还会间接影响行业上下游。
生猪产能价格大起大落不利于产业平稳发展。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认为，这种产能与价格的大起大落主要是环保、土地等政策不稳定性等因素导致的，供求关系偏离了真实水平。农民日报社三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久栋认为，目前“猪周期”在43个月左右，与朱增勇提到的四年左右的“猪周期”基本吻合。另外，生猪价格问题不仅仅来源于供求关系，还受货币、汇率、全球经济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肖海峰指出，与其他畜种相比，生猪市场的波动呈现出周期短、波动幅度大的特点，受消费结构、收入水平的影响，猪肉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而供给价格弹性较高。
非洲猪瘟的定时炸弹还未消除。原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指出，非洲猪瘟防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是很顽固的一种重大的动物疫病，仍需警惕。牧原集团战略部首席分析师褚洪恩指出，目前包括非洲猪瘟在内的疫病主要传播途径是车辆，政府部门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厂处理能力有待提升，需要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发挥社会力量进行防控。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明利认为，非洲猪瘟这颗定时炸弹仍然没有清理，尽管我们现在已经逐步控制住疫情的蔓延和传播，但2018年短短两三个月就传遍大江南北的教训应当引起警示，非洲猪瘟绝不是面临的最后一个疫情，需要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应对下一个可能发生的重大疫病。
“双碳”背景下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压力。尹成杰指出，有研究显示农业领域的碳排放占全部碳排放的30％左右，畜牧业排放占农业的比重较大，畜牧业减排面临巨大压力。尹成杰、李成贵和王明利均认为，长期来看双碳指标的实现给我们农业绿色发展节能减排提出新要求，生猪产业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应与环境、生态匹配，需要我们通过科技进步、绿色发展保障生猪生产。
推动生猪产业平稳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坚实生猪产能，力保能繁母猪不低于4000万头。尹成杰指出，要强调巩固和保护疫后生猪产业的生产能力，要加快生猪生产的科技进步，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种猪、母猪的保护机制。稳定生猪生产能力的核心指标是能繁母猪存栏量，目标就是不低于4000万头，这样产能和市场就不会再出现大的波动。
开展及时有效反周期调控。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开展及时有效的反周期调控，应对“猪周期”波动。王祖力强调，为防止生猪产能过度恢复，导致新一轮“猪贱伤农”现象再度出现，需加强监测预警与形势研判。肖海峰指出猪肉是我国唯一一个价格双向调控的农产品，应建立事先、事中和事后的多阶段调控预案，做好信息化服务、事先调控尤为重要。国务院参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秀荣提出，目前的调控机制还存在滞后性，调控手段需要及时跟上，以减少由此可能带来的波动加剧。
进一步完善国家猪肉储备制度。一方面是加强猪肉储备能力建设。尹成杰指出，加强猪肉储备能力，以此稳定市场供给、稳定价格，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何秀荣、肖海峰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发挥肉类收储制度的应急保供作用。另一方面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投放机制。应通过对大数据的利用和模型的分析，提出科学合理的储备肉投放机制与投放方式，使储备肉的投放与供需水平相符，避免冻肉积压或投放不足可能带来的影响。
提高生猪产业发展风险的防控能力。尹成杰指出，从2003年到现在经历了四个“猪周期”，这种周期性波动是多重风险叠加造成的，防范“猪周期”应该作为我们生猪产业发展风险防控机制的一个重要任务来应对。一是通过农业的适度规模化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王明利通过实证分析提出，应重点发展中规模的养殖场，通过适度的规模化提升生猪养殖总体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二是完善期货、保险等风险管理工具。中信期货研究部商品CTA组和饲料养殖组负责人刘高超认为，自生猪期货2021年1月推出以来，期货套保成为部分企业规避市场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未来还需通过提高生猪期货的市场流动性，积极发展场外期权、基差业务等衍生品或者衍生工具，更好发挥期货的风险防范作用。
借鉴日本在稳定重要农产品生产和价格的经验。日本政府通过立法、财政、金融和税收等手段保障农产品生产供应和市场稳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穆月英介绍，日本采取的畜产品价格关联政策，其作用机制是弥补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值，具体为当基准销售价格低于标准生产费用时，给养殖场补贴，弥补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差值的90％。从农业生产角度出发，实施相关农业政策要保障农业生产者利益，促进农业稳定发展。补贴资金需要多方共同筹集，提高农业政策实施效果。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与此同时，确保准确而及时地发布市场和成本等数据，以便养殖场（户）做出及时响应。在稳定农产品价格方面，政府进行市场信息搜集和发布以及价格预警等工作。
（文章来源：农民日报）
